2001年初，吳思先生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由雲南民眾出版社出版時，事先沒有任何的市場推介，而作者本人，為世人所知的僅是其撰寫的報導文學。《潛規則》一出，猶如一位深山修煉多年的大俠，一下子在江湖上亮出 世武功。這本書出版以來一版再版，常銷不衰。“潛規則”一詞，亦可視為90年代後中國民間社會最為流行的“關鍵詞”，風行各個行業，吳思也被媒體稱為“潛規則”之父。吳思的《潛規則》和之後出版的《血酬定律》帶來的巨大影響，已不僅僅限於閱讀界，也不限於文化思想界，而是對一個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度影響，亦可將兩本書看成這個時期的中國人感悟歷史觀察現實的坐標。
由《潛規則》回溯其源流
歷史，在中國從來都是一門顯學，在宗教氛圍不濃濃的中國社會，歷史常常成為人們解決人生困惑尋找精神慰籍的資源，而古今的士大夫和知識人從歷史典籍中闡發當世生存之道的著作不知凡幾。一本不到20萬字的《潛規則》，在浩瀚的書海裡，為什麼能脫穎而出，且產生如此的影響？
我以為，原因是一個合適的人在一個合適的時間出了一本合適的書。
先講何謂“合適的時間”。凡一個巨變的時代，必會帶來學術思想之巨變。以中國史學為例。乾嘉時期，已有有識之士不滿於當時為考據而考據的風氣，力圖從繁雜的歷史資料中勾勒出一種軌跡，提升到一種哲學的高度，從而對觀察現實提供參照。章學誠在比較《易經》和《春秋》時說，“《易》以天道而協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他批評當時學風，“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 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但在還沈浸天國上朝迷夢的當時，章氏的見解無疑是曲高和寡。
直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系經受了從未有過的大衝擊，中國社會進入到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但西方的科學、哲學、政治學介紹到中國，連古老的史學也需要一種新的理論構架和方法論。但史學乃至經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是1905年廢除科舉，讀書人“出仕”和“學問”分為兩途，一種全新的歷史研究方法在中國出現了。對此，清華研究院幾大導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在新史學開拓上有篳路藍縷之功。特別是梁任公，他首倡“史界革命”， 他“最注重的還是如何尋求歷史現象中的因果與互緣關係”，他認為，“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任公自撰《李鴻章傳》為後學之范式。許冠三先生將梁任公的歷史研究特點總結為︰“存真史、現活態、為生人”乃切中肯綮之言。張蔭麟、錢穆、吳 這些本土成就的和蔣廷黻等海外歸來的學人，承任公這一余緒發揚光大。因此在內憂外患交加的動亂時期，能湧現出《中國近代史綱》、《中國史綱》、《國史大綱》、《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及《蘇東坡傳》、《張居正大傳》、《朱元璋傳》等一大批優秀的學術著作和人物傳記決非偶然。
1949年後，一種同樣誕生於西方的史學方法一統天下，這種方法當然有其重要的價值，但將學術方法過於意識型態化，就會出現食洋不化、削足適履的症候。觀點先行，史料為了證明某種政治價值觀而有意被取舍，活潑潑的、在史籍中律動的人物及歷史細節多有遮蔽，只剩下一種概念的推演和一次次農民起義的輪回。這樣的歷史枯燥而無味，一方面普羅大眾對其隔膜重重、敬而遠之，另一方面一些專家躲在院牆內自說自話，以政治為風向標，時不時找出來一些陳芝麻爛谷子，裝扮一番來應景。
這塊土地的史學界和梁任公等人開拓的新史學疏離三十余年之後，黃仁宇來了，一部《萬歷十五年》影響至今，其“大歷史觀”也漸為人所知，當時許多國人覺得新鮮，但厘清新史學發展路徑後，就明白黃氏所本之淵源。黃氏和其同齡人楊聯 、唐德剛、何炳棣、余英時等史家，游學西方後，本來就鑿壁借光的新史學方法，和他們在西方繼續接受的學術訓練一拍即合。暌隔多年後，一回到故土就顯出其強大的吸引力。
為什麼《潛規則》火在世紀之交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是八十年代初在大陸出版的，受其影響的主要是歷史學人或一些對歷史有所偏好的人文社科界知識人，吳思、李亞平等日後承認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如黃氏在書中明確提出明朝讀聖賢書而科甲出身的文官，有著雙重性格，他們陽為道德，陰為利益。但黃仁宇等人的作品，是主要寫給西方人看的，《萬歷十五年》即由英文版翻譯成漢文，不得不以西方讀者和學人的價值取向和趣味為圭臬，讀起來難免有些隔膜。更需要指出的是，這本書提供的是一種研究歷史的借鏡，只可能在人文社科知識界風行。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本書尚屬於“過去時”，難以切乎人倫日用。
上個世紀末的中國社會，面臨的是時代大變化，卻缺乏觀察社會認識歷史的理論工具，或者說連這類新概念都沒有。在此之前，社會上有過數次思想理論的交鋒，但交鋒者的理論武器仍然取自1949年後設立的“舊武庫”，比如說最典型的姓“資”和姓“社”的爭論，根本上是執象而求。199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質上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到世紀末，這個歷程基本完成。改革初期那種草根資本力量活躍蓬勃的勢頭不無存在了，國進民退，大型壟斷企業佔據了絕對優勢，而各行各業的利益格局也基本確定。其顯著的特點是︰權力在所有領域的資源配置中佔有絕對支配作用。1978年至1990這一輪中，政治、經濟領域出現過的許多“灰姑娘”故事，已難以再現。多數受過一定教育、關心社會進程的人困惑、焦慮，不知道如何看這個紛繁複雜變幻莫定的世界。很顯然，還用在教科書、在官方媒體中了解的資本家、剩餘價值、階級剝削、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類的概念遠不敷使用，而官方理論家所言的“特色”，人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一個大而空的名詞，看不到邏輯的自洽和思想的淵源。
在吳思《潛規則》之前，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中論述了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權力尋租”現象。“權力尋租”在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一定是見不得陽光的非法行為，這個理論還不足以解釋當多中國社會權錢結盟產生的的種種現象。
此時，吳思的《潛規則》出版，一點就透，像《桃花源記》那個漁夫，經過蜿蜒的溪流和灰暗的小路，豁然開朗，眼前別有一番天地。人們發現，風雨蒼黃數十年，這片土地表面上變了許多，但地表之下的內核，沒有太大的變化。“潛規則”、“血酬定律”的提出，讓大眾找到了一把鑰匙。
吳思在《潛規則》中說過一個例子︰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官員給上司送禮基本上選在春節、端午、中秋三個道統節日，而不是五一、國慶等新節，與明清官員“節敬”所選擇的節日完全暗合。這種無師自通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化基因上的，狂飆猛進的政治運動，帶來了許多新名詞，但這些年新名詞像貼在牆上的大紅標語，總被雨打風吹去，露出來的還是斑駁的底色。
為什麼會是吳思提出潛規則
一個人寫出一本有影響的書，當然有其偶然性。但放在時代大背景下觀察，能窺見因緣際會之所在。在上世紀初，中國社會需要一種合適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歷史與現實之流變時，我們的知識界尤其是用公帑支撐的院校，沒有作出應有的貢獻。專業人士多數還在官方倡導、沿襲半個世紀的概念迷陣裡打轉，直接從西方引進的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理論尚在生吞活剝階段。意識型態對學術的過分干預，使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出現了青黃不接的萎縮形態。五四後成長的一代學人早已飄零凋謝，再往下一代學人，作出傑出貢獻的如余英時、黃仁宇、許倬雲等，多在海外或港台，和他們同齡的大陸知識人，被殘酷的政治運動耽誤了最好的學術年華，很難能有人有創新和突破。自然，使命就交給吳思這代改革開放初期進入大學的知識人肩上。今日察之，無論史學還是哲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這代人越過上一代，和五四後、1949年前那代學人隔代對接。這也是改革初期《萬歷十五年》讓人驚艷的原因，因為大陸之外的華人學術圈，傳承一直未斷。
吳思在院校之外的民間，以“黑馬”的姿態殺出，有其大環境的原因，他們及時地趕上了改革開放，沒有被耽誤。而本人的經歷和才學也是重要原因。章學誠在《史德》中有言︰“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者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這段話，目前用在吳思先生身上，或許過於褒獎，但我以為，在他同齡的大陸史家中間，他和秦暉先生或許是最有可能三者兼有的學人。
吳思續接本土五四前後創立的史學道統並有所發展，他這代人人生經歷是不容忽視的原素之一。吳思和秦暉、王小波這些長在紅旗下的大陸知識分子大多有過插隊經歷，青年時期被高歌猛進的偽理想主義風潮裹到最基層，一方面，宏大的、崇高的詞彙把社會裝扮成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新時代，但另一方面，現實中的人與事的運動，無不或明或暗呈現出歷史上固有的規律，無非換個說法而已。人生的巨大變遷，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差異，使他們對被“極左”泡沫掩蓋的中國底層社會真實的情況，有了清新的體認。
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被耽誤太久，很快成為恢復高考制度後前幾批大學生，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沒有了他們上一代人的缺憾。吳思沒有受盤踞學校幾十年的理念、秩序、文化的污染和侵蝕，繼續保持著對現實生活的敏銳感應，所以知人論世，反而比呆在學院裡的專家更真切，也更能獲得大眾的認同。吳思敘述他做新聞記者時，報道過中原某地官員把平價化肥批給關係戶後，上面動靜很大要求處理，但最後這類事情並沒有根本的改觀，他意識到，“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惡問題，我面對的是大多數人處於一種利害格局中的尋常或者叫正常的行為，它基於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趨利避害的現實計算。”所以梁任公說︰“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的精神。”
由於大的歷史環境和個人經歷契合，吳思經過歲月的磨礪和思考，終於獲得一種海外華人學人不可能有的體認-----他們，更多的是在史籍中認識道統中國。吳思在《我的極左經歷》最後一節《如今了然識所在》中說道︰“多年之後研讀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國初期的驚人相似。朱元璋也搞國有化，更準確地說是官有化，剝奪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權利，將儘可能多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裡，同時嚴厲約束各級官員，鼓吹道德教化。
順著這條軌跡上串下連，我獲得了另外一種眼光和感覺。我感覺自己當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與各個社會集團對抗，盡量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裡，努力清除反對我們崇高理想的人們。我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就能建成共產主義，正如朱元璋以為這樣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萬代基業。
資本主義，就是奪取皇家貴族的權力，由資產階級集體控制政權。社會主義，就是奪取資產階級的權力，將政權置於無產階級集體控制之下。可是這兩種權力轉移均未在中國發生。我參與的事業，一方面是鏟除資本主義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驅使農民群眾，而不是被他們控制和驅使。這種官家說了算的體制，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極端的官家主義。”
《潛規則》出版已8年的今日，再來翻閱這本書，或許認為其中某些觀點不無可商榷之處，吳思的一些論證在史料上和邏輯上還可以更加嚴謹。但任何一本書總是會給其他人留下挑刺的餘地，沒人能做到盡善盡美。無論有何種遺憾，不能否認《潛規則》開啟了一個時代，一個突破官家史學大一統局面的時代，一個走出院牆貼近土地回歸新史學道統的時代。從此，民間讀歷史寫歷史借鏡歷史的熱潮，不盡長江滾滾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