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於民間並留富於國內

不到800萬人口的溫州，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的當下，仍然有至少5000億民眾幣的“閑錢”，這有點兒像這個大危機背景下的持有大量外匯存底的中國，金融危機之下，安全的投資通路的重要性成了最重要的問題。

剛剛，溫州市市長趙一德還在為溫州人炒房、炒煤等行為的“正當”和“不正當”辯護，證明中國社會除了在制度設計方面上有些問題，更大的問題存在於人們的僵化的頭腦裡。

次貸危機雖然讓“炒”字概念下的房產和其它金融衍生產品的保值和增值能力信譽大打折扣，但資本保值和增值的天生需要仍然不變，反倒是如果不能給如溫州這樣巨額的民資“閑錢”提供一個合理合法的生錢機會，才是趙一德所謂“制度設計方面有些問題”的實質。

國家4萬億投資計畫裡是否可以考慮因此另辟一章，把民間的大量“閑錢”一樣列為一部分，在國家資本投資的主管道之側設計回報更快收成更高的民間投資管道，以引彌補所謂“制度設計”方面的不足呢？

就筆者了解，如短期拆借、小額債款、農村土地流轉、鐵路公路投資等都是最能吸引民間資本流向的，但這些項目的準入機製仍然對民間資本過高，這或者也是造成大量的溫州民間資本只能集中於炒房、炒煤方面的投機生意的主要原因。

溫州的藏富於民當是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而現下如何激活這些民間之富更是進入改革開放下一個30年的另一個成功標誌；而眼前最急迫的是，如果不能更好地給這些民間資本以生錢通道，這部分資本的外流隨時可能發生。